新四军高敬亭之死:请还叶挺一个清白


在中国革命史上,高敬亭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功绩但又犯有严重错误、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人物。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:他参加革命的资历在鄂豫皖根据地并不算高,但在很短时间内就“乘直升飞机”升任到重要领导岗位;他对敌斗争勇猛顽强,却又热衷于在革命队伍内部搞“肃反”,被称为“肃反专家”;红25军长征后,在失去上级的情况下,他独自领导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,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,保存了红28军这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;他的文化程度不高,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;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,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顺应历史潮流,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新政策的正确理解,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岳西谈判,成功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;他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同志,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错杀。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“反党”罪名被“肃反”处死的高级干部。他的错案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,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,恢复名誉。平反文件明确指出:

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,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,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,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,但是可以教育的,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。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,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,并恢复名誉。

对造成高案的责任问题,毛泽东生前对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说法。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,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:“这是戴季英搞的鬼。”解放初,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,1952年亦因“反党反中央”罪名被整肃关押,“文革”后才平反。

而时隔22年之后的1975年,晚年毛泽东在处理高敬亭女儿要求澄清其父问题时,汪东兴有报告说,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,“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”,毛就此批示:“请军委讨论一次,我意此案处理不当,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。”但当时如果上级不同意杀高,很难想象会允忍项英擅自处死这样一名高官,而且竟然还是以蒋介石批准的名义。如果确系项英的责任,皖南事变后华中局高干会议批判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炮弹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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