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四军高敬亭之死:请还叶挺一个清白


笔者认为,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。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,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关系。

抗战开始以后,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,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。原定4支队下辖第7、第8两个团,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,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,高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团。1938年3月中旬,全支队在皖西集中后向皖中进发。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决策有抵触,所以部队下山后,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,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,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。

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:

错误之一,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。

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(对内为政委)、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,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,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,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。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,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。于是,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。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,向中央讨价还价,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。

1938年2月,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。戴季英,湖北黄安人,也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,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。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,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,谁知戴抵达当晚,就与高发生了争论。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,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,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。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,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。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,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:“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,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!”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,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“新开岭事件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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